档案资料馆图书资料室 2008.5.29
民政文献剪报
第4期
目 录
【民间组织】
从雪灾看民间公共组织与社会治理……………………………………2
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7
【优抚安置】
同创军地辉煌共享双拥成果――无锡市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回眸………………………………………………………………………16
【救灾救助】
反思：灾后，谁来救助受灾农民？……………………………………21
地震引发的民事法律后果分析：孤儿收养关系问题等………………26
【民间组织】
从雪灾看民间公共组织与社会治理
杨鹏
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组织。首先是有经济自由，然后是社会自由，同时有政治自由，改革开放超越了政治化视角，而社会自由的扩大，需要很多社会公益活动的非政治化心态。
这次雪灾救助的时候，媒体上批评也好、赞扬也好，其实大家都是在围绕政府这个公共组织在思考问题。好像我们除了政府之外，没有其他的公共组织有效介入到雪灾救助之中，相比于日本社会，或者是美国社会，好像我们中国社会缺一块，缺一块非政府的公共组织。
今天我是从雪灾的话题引起，但是我想谈的主要内容不是就雪灾谈雪灾，而是谈当中国社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公共问题时，它的回应结构是怎样演化的。
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组织。首先是有经济自由，然后是社会自由，同时有政治自由，改革开放超越了政治化视角，而社会自由的扩大，需要很多社会公益活动的非政治化心态。
从人性中的公共性到社会公共事务
我先讲社会公共组织。社会公共组织依靠人的公共性存在。人性中确实有私人性，也有公共性，所谓私人性，就是基于个人需要而产生的私人欲望。但是我们是生活在社会集体之中的，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不可能仅仅依靠个人的能力和资源，对社会认同的需要，发源自我们人性中的公共性。人性中私人层面的和公共层面的东西，转化到社会中，就会形成一些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
一谈到公共事务，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多公共组织，政府是其中之一。我们还知道有很多的公共组织，如狮子会，他们从社会吸纳一些捐赠，然后去从事白内障的救助工作，它也是一个公共组织。所以公共组织，它服务的对象、它的任务是一种公共的目标，政府也是一个最大的公共组织，还有很多很多的公共组织。一般学术界认为公共组织有四大要素。
第一是公共组织的目标范围，就是我刚才说的广东的狮子会，它的目标非常非常的单一，它就是救助白内障患者，这就是它的目标范围。
第二是公共团体的组成规则，这样的团队是用什么样的组成规则来运行的，我还是以狮子会为例，可能它就是会员自动的捐赠，推举出一些服务工作人员，内部的结构可能是高度自愿化、高度民主化的结构。
第三是公共资源的筹措使用，大家知道，凡是涉及到公共事务，你要去行动就得要有钱，要有人力、物力、财力的调动，政府也是公共组织，政府的钱就是税收，那是非缴不可的，一般的像狮子会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它筹措资源的方式是自愿捐赠。
第四，任何公共组织都可能涉及到基本内部文化的构建，一个政府团队也有自己的内部文化，一个组织也会有自己的内部文化。这就是公共组织的四大要素。
人性中有私人性也有公共性，这样就分为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个人事务影响到我们的喜怒哀乐，公共事务也影响到我们的喜怒哀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为什么要为改革付出很多心血，甚至很多痛苦，全是在我们的公共事务这个领域，因为公共层面的事务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到我们私人层面大家的权利、利益，影响到你的喜怒哀乐，你的幸福感。
传统社会中存在大量公共组织
在分析中国社会目前的结构以前，我们来讲一下中国传统社会有哪些公共组织，这些公共组织是以什么样的基础在运行。所谓的传统社会，2000多年中国的农耕社会、君主官僚社会，它的公共组织是怎么一回事。如果雪灾发生在那样的社会，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
一讲到公共组织，肯定最大的公共组织就是政府了，它是以暴力的优势取得和维护政权，以儒家的思想为意识形态，也以法律和礼教为组织制度，以科举制吸纳社会精英，以税收为经济基础。
除了政府这个公共组织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组织就是宗族，宗族以祖先的崇拜为思想形态，又以血亲纽带为组织形态，还有私塾为教化基础，以族长、父亲为组织主体，以大户及同族出资为经济基础，承担着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古代如果出现南方这样的雪灾，山高皇帝远，农村就是靠家族自救。
在这次雪灾中不存在家族自救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家族、宗族组织形式，它的角色在中国已经寿终正寝了。
第三就是宗教了，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是相对自由的，宗教以宗教组织为组织形态，以传经为教化基础，以信众捐赠作为经济基础。为什么宗教在今天的农村发展得非常快？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农村需要公共组织、公共服务时，要有一个团队依托。
当然还会有行会，如果要经商的话就要有行会，行会有一套文化，讲信用、讲义气，以会员出资为经济基础，以行业老大为组织主体，以行业共同利益为纽带。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旦出现雪灾，就会发现我上面说的四种主要的组织，它都会同时行动。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古代社会只要你不碰政治，有比较大的结社自由的权利，这样的结社自由的权利就让中国社会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有大量的组织在完成这种相互救援的组织工作。
这就可以看出传统中国农耕社会的结构特征：经济上，中国传统社会它是一个官商垄断、部分行业下自主的结构。从社会自由的程度来看，有宗祠、宗教、行会，我刚才忘记说了还有教育是自由的。政治自由的程度显然就是高度垄断，是很不自由的。整个的结论，中国传统2000多年的社会结构，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和社会自由，但是它没有政治自由，而且它的政治权利是高居经济和社会之上，形成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结构。
经济非政治化是改革最大贡献
上述的社会结构延续到满清都没有多大的变化，国民党曾经也想对社会结构进行了一个调整，但是总体来说它还是依赖乡绅，依赖宗族的力量，所以国民党对中国两千年的社会结构没有多大的影响。真正影响大的是集体化改革了，比如说农村土地的集体化和农村的集体化，农民变成了社员，不再是一个自主的小农了。还有就是城市经济的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社会公共领域，公就等于政府、等于官，社会民间组织，非政府的自主的公共组织消失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有一次非常革命性的变化。
如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遇到了雪灾会怎么办？客观地说，当时的公共组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如果方向正确的话可能做得比较好，方向错误的时候可能造成的危害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大炼钢铁，但总的来说，传统社会形成的一些基本的社会自由和经济自由，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真的是一点也没有了。
在改革开放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从承包制到股份制到私营经济到外资经济，自主的企业组织开始成长起来了，还有就是少量的政府控制下的行业组织开始出现了。总的来说，它首先是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其次它还有一种经济非政治化取向，邓小平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说白了就是姓资姓社你们别扯了。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就是政治，你要敢搞一点私营经济，立马就想到资本主义复辟，马上就割你资本主义的尾巴。而且不仅仅经济是政治，唱歌也是政治，那时是高度的政治化，改革开放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经济脱离政治，或者经济非政治化，减少了政治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应以非政治化眼光看待公共组织
我们知道传统社会有很多非政府组织，有宗族、宗教、行会等，还有教育。如果开始回归传统的社会自治结构，人们要学会用非政治化的思想去看待他们，这很重要，尤其是从“文革”时代过来的人，一定要学会超越政治视角。
改革开放超越了政治化视角，这样就给经济活动带来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和空间。那么，社会自由呢？我觉得值得观察，可能大家会注意到，最近反复提倡不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关注社会治理。2005年我写过《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篇文章，我认为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的矛盾，我认为更多的矛盾已经转向了社会矛盾，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共品、公共服务的需求与供给不了的问题。
一旦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进行社会治理为中心的时代到来，它意味着什么呢？有人就说多花一点钱在城市的公共设施基础上，其实这还是政府本位的思考，在本质上来说，要把社会治理好，首先要给予相当程度的社会自由，要让老百姓学会自治，让老百姓中有自治愿望和能力的人组织起来，实践他们想做的很多社会公共事务。就像雪灾这件事，雪灾发生之后也有一些公益组织开会总结经验，后来发现有几块。第一是当时没有足够的力量，还有就是很紧张，政府都还没有动，你动什么？就怕抢了政府的风头。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个分散的家庭，在面对众多应急的事情时，这是很不够的。政府是管大不管小，但是对老百姓来说小就是最根本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白内障患者，如果有人施以援手，要有一个社会组织，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没有合法账号，没有找到相关的政府部门进行注册，就敢收钱做这件事，可能就是非法。其实这些组织未必有政治意图，就像搞私营经济并不是想颠覆政权，同样的，搞白头叶猴的人，搞白内障治理的，包括狮子会在活动中也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阻碍，他不就是弄一个白内障嘛。
从长远来看，中国社会，更多的民主、更多的法制、更多的自由都会有，但是现在来看，迫在眉睫的是社会自由要扩大。而社会自由扩大，这需要很多社会公益活动的非政治化心态，尤其是我们的监管者，要有这样的心态。
扩大社会自由才能实现社会稳定
刚才讲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我们看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组织。首先是有经济自由，然后是社会自由，同时有政治自由，它的政治自由往往是有了经济自由、社会自由之后相当一个阶段之后到来的，我是说发展逻辑。同时是有政府这样的公共组织，也有企业这样的经济组织，还有家庭，还有众多自主性的公益组织，比如说在美国，光是享受捐赠扣税的公益组织、公益基金就有12万家。
当年戈尔和小布什竞选，几个月的情况下美国没有总统，但是没有关系，一个高度自主的社会是超稳定的，如果除了政府、企业、家庭之外，没有大量的非政府的形形色色的公共组织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反而是不稳定的。
下面我总结一下：现代化国家的标准确实有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层面的自由，但是它也是一个逐步完善和逐步发展的过程。传统中国社会没有政治自由，有相当的经济与社会自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政治挂帅，经济与社会自由消失。改革开放回归了官商垄断下的经济自由，经济活动开始非政治化。未来的时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对历史作出贡献呢？我觉得最起码回归传统的社会自由，然后社会公益活动和组织非政治化，有了这一条，在今后再出现雪灾，启动应急机制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成千上万的各种组织，各种民众组织起来，去解决那些受难者的困苦，要不然八十万人压在广州火车站，然后除了看到警察一排一排地维持秩序，民间力量想关心也不知道怎么关心，如果市民行动起来，有各种各样的组织行动，这八十万人对广州又算什么呢？但是光靠政府就很困难了，这就涉及到社会的公益活动、社会自由方面。
来源：南都周刊 2008-03-29
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
林尚立
民间组织的兴起，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建构方式，使中国原有的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面临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挑战。两种社会建构体系的协调与共存直接关系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中，中国共产党是核心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日益兴起的民间组织，中国共产党要在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中依然具有领导力，起核心作用，就必须调整自己的组织与功能，以保持党的组织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与适应。
在现代政治中，政党，具有政治性，同时也具有社会性。政党的社会性，使政党与民间组织有直接的互通性。发达国家的一些政党，如绿党，就是从民间组织发展起来的。但是，政党不等于民间组织，民间组织的目标取向是服务社会，而政党的目标取向是掌握国家。当民间组织的目标取向从社会转向国家的时候，其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党派组织。所以，民间组织具有发展为党派的可能。
由于民间组织的目标取向是社会，而政党执政的基础在社会。这就意味着民间组织与政党之间存在互通性的同时，还存在着互补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政党可以通过民间组织来动员和整合社会，巩固和发展自身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其二，政党可以通过民间组织的社会功能来构建一个有效的治理体系，从而支撑政党的执政，提高政党的执政能力。
但是，必须看到，这种互补性不是自发形成的，有赖于政党对民间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开发。如果政党在这个方面被动或简单排斥民间组织的成长，那么，政党与民间组织之间不但不会形成有效的互补关系，相反可能形成一种紧张关系。因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必然要挤占政党的社会空间，替代政党的社会功能；而且由于民间组织具有发展为党派的可能，所以，这种挤占与替代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往往要削弱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与合理性资源。
所以，在现代政党执政中，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积极面对民间组织，不仅要善于和民间组织建立联系，而且要善于将民间组织的资源整合到党的执政体系之中，并成为党执政的资源。为此，执政党不仅要利用自身的组织与制度资源联系和整合民间组织，而且要利用国家的政治资源规范、引导和整合民间组织。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处理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关键之一。
一、民间组织兴起及其对政党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在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新中国的，而这种社会改造的是以对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有效破除为前提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过程，是一个新的组织体系代替旧的组织体系的过程。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基础上所形成新的组织体系，完全是从国家制度安排和政党领导需要出发的，而传统的、旧的组织体系是在传统社会或发育不成熟的现代社会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既包含传统的民间组织(如帮会、行会等) ，也包含现代的民间组织(如同业公会、商会等) 。
基于革命和国家政权的需要，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新的组织体系代替传统组织体系是国家建设的必然，由于新的组织体系完全来自国家与政党，所以，这种替代也就成了消弭民间组织的替代。
基于这种替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遭遇”民间组织，以至于作为其外围组织存在、具有很强民间性组织特性的工青妇组织，也都完全整合到党的组织体系之内，基本失去了其社会性的一面。
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权力开始向社会和个体流动，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被国家和政党力量完全整合进其组织体系的社会与社会中的个体纷纷独立，获得自主，社会开始出现了自主化、个体化的发展。为了维系自身的利益，实现个体与社会的自身价值，自主化的社会与个体化的社会主体逐渐组织起来，从而发育出民间组织。这样，以“取缔”各类民间组织为前提确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党的执政以及党的组织体系，不得不“遭遇”民间组织。在这种“遭遇”中，不断成长的民间组织对传统的党的领导与执政，即以不允许民间组织存在与发展为前提的党的领导与执政，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其中那些缺乏社会公益追求的民间组织对政党的领导与执政的挑战更为直接、也更为激烈。在传统的领导与执政没有获得有效转型的条件下，政党对来自民间组织的挑战，往往采用控制与限制的手段，以便把这种挑战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于是，民间组织与政党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间组织的发展挤占了政党的传统空间。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下，政党几乎占据了社会所有的空间，因而，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整个社会吸纳在政党组织周围。但是，随着新社会组织的发展，即民间组织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空间点”，在这些空间点中，民间组织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民间组织具有相当的社会性和公益性，所以，在所挤占的这些空间中，民间组织还积聚了相当一批社会力量，从而在挤占政党传统空间的同时，也影响政党的社会基础。
第二，民间组织在一些领域替代了政党的功能。对于执政党来说，政党的功能是掌握国家，治理社会，而且运作组织、服务社会。民间组织不能掌握国家，但是，民间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握社会，并通过其公益性形成对社会的服务。在政党服务社会不到位的地方，这种服务在有意无意中就代替了原来应该属于政党的功能。这种替代，对社会没有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
第三，政党难以进入民间组织。从理论上讲，政党进入民间组织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要有党员进入民间组织，政党就能够在民间组织中存在与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政党没有有意识地派党员进入民间组织，同时，在民间组织中的党员，也没有有意识地发挥党员的作用。在接触有限，介入不够的条件下，政党无形中也就与民间组织形成了距离和隔阂，并多少被视为一种“体制外”的力量，甚至是“异己”的力量。
第四，政党“限制”民间组织的发展。这种限制与其说是来自政策，不如说是来自政党的内心无奈。这种无奈的根本在于政党无力驾驭和领导民间组织的发展，而这种无力是政党自身造成的。在政党高度行政化的条件下，政党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必然拉大，这个空间正好被民间组织的发展所弥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政党即速回归社会，并介入民间组织和整合民间组织，那么这种无力感也就不会出现。实际情形正好与此相反。政党由于自身的组织惯性和体制的原因，无法直接回归社会，但同时处于巩固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的需要，又不愿意其留下的空间被民间组织占有。这种现实矛盾导致了政党的无奈，从而在有意无意中限制民间组织的发展。
理论和实践表明，政党与民间组织之间的这种紧张，既不利于政党，也不利于民间组织的发展与社会的发育。而这方面的不利，都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所以，消除这种紧张对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两种社会建构体系的政治逻辑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经历两次大的转换，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一次来自政治的力量，其主体是政党，发生于1949年后的中国，以政党为主体，形成了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 一次来自经济的力量，其主体来自市场，发生于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以独立的法人为主体，形成了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组织化社会与社会组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前者是基于组织，建构社会；后者是基于社会的要素，如独立的个体、自由的资本、多元的网络等，建构社会。由于政党组织是闭合性的，不论如何发展，都自成体系，所以，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整合性强，但相对封闭，以内循环的形式运行。与此相反，在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市场力量作用所形成的现代社会的社会要素，不仅独立性强，而且开放性强，其组织化的实际目的，不是封闭自身，相反是增强自身的独立性与开放性，力求在更大的空间中(从地方到国家，从国家到区域，从区域到世界) 实现自身的独立性与开放性，所以，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是开放性的社会建构体系。在两种社会建构体系中，组织都是核心要求。
在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中，组织是社会建构的手段；而在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中，组织是社会建构的目的。在前者，组织意味着纪律与规约； 在后者，组织意味着空间与发展。由于组织的性质与意义的本质差异，在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下，社会因组织的作用而日益紧缩；相反，在社会组织化社会建构体系下，社会因组织的发展而不断膨胀。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不断膨胀的社会，都必然超越国界，而逐渐与全球社会连接，从而获得全球性的力量。所以，不同社会建构体系所形成的社会形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一个是内缩的，一个是延展的。
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中，政党的地位与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中，政党是社会的轴心，通过其组织体制和组织网络，承载其社会建构、社会组织和社会整合的使命；在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中，政党可以保持其社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不再是社会建构的轴心，并在社会组织化发展中不得不面临两大挑战：其一是政党在许多社会组织中衰败所提出的挑战；其二是新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间组织的发展所提出的挑战。这两大挑战都同时挑战着政党的组织体制和领导能力。政党要有效回应挑战，不仅要调整自身，而且重构政党与社会组织，主要是与民间组织的关系。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新的社会建构体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建构体系的消亡，实际的情况是共存在一起的。中国社会的特性，决定这种共存将长期存在。于是，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两个社会建构体系中左右逢源，寻求执政的社会和组织资源。这是新时期政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考验。相对来说，中国共产党在传统的社会建构体系活动自如，而在新的社会建构体系中尚缺乏经验，尤其缺乏处理与民间组织关系的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处理好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对党实现长期执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现代文明逻辑下，民间组织是社会组织化的结果，而社会的组织化的前提是民间社会，即市民社会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发展，与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对传统组织的破坏密切相关。没有原始积累对传统行会组织体系的破坏，就不可能有现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基于资本与市场的利益，这种社会在法理上不受国家权力的直接干预，相反是制衡国家，并要求获得国家保护的力量。所以，体现为市民社会的现代民间社会，既是从现代社会发展中形成，同时又相对独立于国家而形成的。传统社会中的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与此完全不同，他们是存在于国家权力边缘之外的空间与组织，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完全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边界。
现代民间社会的前提是个体与资本的自由与独立；而其生存与发展的形式则是民间组织的发育与发展。前提与内容之间看似完全的矛盾与冲突，实际上是有机统一的，其中的关键在于这些组织的出发点都不是要约束自由与独立，相反，是要更好地维护和保障自由与独立。这也正是为什么民间社会越发展，民间组织的成长也就越快的内在原因。
在民间社会成长体现为民间组织发展的社会建构与发展逻辑下，社会的发展在个体化和多元化的同时，必然日益组织化。由于这种组织化的内在动力是在维护个体和资本的权益，所以，社会组织化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社会不断积蓄自治力量的过程，进而也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日益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的内驱力不在国家和政府，而在社会发展自身。政府为了自身的某种利益，一时能够借助自身的政治与权力的优势对其形成某种限制，但除了采用完全的集权专制之外，所有的限制最终都无法阻挡这种社会组织化的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必须理性地对待民间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在视其发展的必然性的同时，进行积极的正面应对。
积极的正面应对的本质在于三点：其一把民间组织的发展看作民间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是民间社会成长的标志；其二把民间组织看作是社会治理的力量，并努力通过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建构出政府、市场与社会合作共治的良性治理格局； 其三在法律与制度上规范民间组织，保障民间组织与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原则与价值保持内在一致性。
所以，这种正面应对不是政府屈从于民间社会、并放任民间组织，相反，是政府适应民间社会，驾驭民间组织，以增强自身的组织社会、驾驭社会和发展社会的能力。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社会组织化发展所孕育的民间组织，是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而自发形成的，其整体质量和能力直接受到其内在的利益诉求、制度安排与组织水平的制约。显然，民间组织不是铁板一块，完全同质，相反，往往也是良莠不齐的。它既可以成为人们维护权利的组织资源，同时也可以成为人们谋取不当利益的组织工具。所以，出于保护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和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政府应该有效驾驭民间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具体而言，就是保障和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健全和发挥民间组织的功能；提高政府治理民间社会的能力。
三、执政逻辑调整中的党建新战略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当下中国，民间组织的出现与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在社会的局部领域开始更替密切相关，而其发展的水平直接决定着新的社会建构体系运行的空间大小与质量高低。然而，由于新的社会建构体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政党与社会的传统关系的内在结构，所以民间组织的成长，一开始就难免会作为政党执政的挑战力量出现，从而带来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紧张。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这种紧张关系不应该长期存在，相反，应该尽快解决。在这其中，政党应该主动，而这种主动的基础，就是必须从实现长期执政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来正视民间组织的发展，并努力将这种挑战力量转化执政资源。
今天的中国在两种社会建构体系下存在；同样，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时面临来自两种社会建构体系的挑战。在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其组织核心地位与作用被动摇所带来的挑战； 在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面临民间组织发展所带来的挑战。面对双重挑战，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做出一个战略选择：是在新的社会建构中调整自己；还是在传统的社会建构中调整自己。从理论上讲，“消灭空白点、扩大覆盖面”的党建战略，是在传统的社会建构中调整自己，增强自己。实践证明，这个战略虽然还能够推行，但其实际功效有限，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面临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挑战。这个事实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作出战略转换，就是把其组织建设的战略空间，由一元变为二元，即同时以两种社会建构体系为战略空间，而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社会建构体系。如果进行这样的战略转换，那也就意味着新时期的党建战略，必然在原来“消灭空白点、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形成“扩大联系面，构建同心圆”的党建新战略。
党建新战略，既是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战略，同时也是党整合变化了的中国社会的社会整合战略。党建新战略出发点依然是要巩固党的领导与执政能力，但其路径选择将从单一走向双重，即不仅要在传统的社会建构体系下建设党的组织；而且要在现代的社会建构体系下建设党的组织。显然，这个党建新战略，不是要放弃原有的党建战略，而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党建战略，使其能够适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社会。在这个党建新战略中，党首先要巩固党的基本组织，强化领导与支撑社会发展的核心性力量；其次要全面开发党的外围组织，完善党联系与协调社会的中介性力量； 最后是构建党的联系组织，构建党影响和整合多元社会的功能性力量。所以，党建新战略必须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健全党的基本组织，强化党领导与支撑社会发展的核心性力量。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深刻改变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单位与个人的关系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建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支撑这个社会的内在组织结构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这也就意味着基于传统的社会建构体系所形成的党的基本组织，依然是党领导和支撑这个社会的核心力量。在新的社会建构体系压缩了传统社会建构体系的运行空间的条件下，党要有效领导和支撑中国社会的发展，更需要强化其基本组织的建设和发展，真正提高其基本组织的质量和能力。
第二，开发党的外围组织，完善党联系与协调社会的中介性力量的途径。党的外围组织是党联系群众，整合社会的重要组织。这些组织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具有政治性；同时又直接面向社会，具有社会性。党的外围组织包括工青妇和一些人民团体，联系着党执政最基本的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向社会表达党的意志，向政党表达社会心声，同时为维权去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功能。所以，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组织实际上是承担联系和整合其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的中介性的力量。在传统的社会建构体系下，基于强大的单位体制，党的组织可以直接对这些外围联系和服务的对象起作用。但是，随着单位制的松散，这些外围组织所联系和服务的对象不再完全依属于单位组织，在这样情况下，党要把这些对象积聚在党的周围，就必须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中介性作用。从这个角度讲，这些组织的战略性地位将日益提高。为此，党应该有效开发这些组织，完善其应有的功能，并发挥作用。
第三，构建党的联系组织，构建党影响和整合多元社会的功能性力量。基于社会转型和新的社会建构体系的出现，民间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到2004年底，中国已登记的民间组织达29 万个。 这些民间组织，基本上都是基于一定的利益诉求和功能诉求而形成的，在利益表达、公共治理和社会服务中往往具有明确的功能定位，有效发挥其功能是这些组织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它们立足社会，同时面向社会与政府，其功能的发挥，既关系到社会，也关系到政府。所以，如果这些组织能够从积极的角度发挥其功能，不仅有利社会，而且有利于政府。创造这种双赢的局面是政党执政所必须追求的。为此，党必须积极地网络这些组织，建立制度化的联系，从而使这些组织成为党的联系组织。党应该通过与这些组织所建立的制度化联系，积极参与这些组织，并努力引导这些组织各自功能作用的发挥，从而使其成为党影响和整合多元社会的功能性力量。
党的基本组织、党的外围组织以及党的联系组织，构成了一个党最广泛地联系社会、整合社会的“同心圆”结构的社会整合体系。与传统社会建构体系下的党的社会整合体系相比，党整合社会组织力量，从单一走向多元；整合的方式，从直接走向直接与间接结合。这种社会整合体系的变化，为党适应多样化社会的发展，并在多样化的社会中保持党应有的社会整合力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体制条件。在这种整合体系变化中，有效处理好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是党面临的最新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四、党的组织引导民间组织发展的策略选择
在新的社会建构体系下，民间组织是具有内在独立性的组织，所以，建构党的组织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不能从实现党对民间组织的控制为出发点，相反，应该从党如何有效地联系民间组织、发挥民间组织的功能为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出发，党处理其与民间组织关系的策略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规制，保证民间组织的独立性。在民间组织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前提下，党一方面要尽快形成有效的民间组织规制体系，另一方面要在法律上保障民间组织的独立性。规制，既不是限制，更不是控制，而是基于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形成的基本规范。规制，在规范民间组织发展的同时，也保证了民间组织在法律上的独立性。在有效规制下保证民间组织的独立，不仅对民间组织的组织发展和功能发挥有利，而且对政党执政有利，因为，这种独立既能有效限制政党新的寻租行为，又能为政党执政提供有效的功能补充。
第二，建立组织，增强民间组织的整合性。民间组织的发展必然是自发的，大小不一，数量不限，所以，从长远发展来看，党不可能联系所有的民间组织。在这样情况下，党要使民间组织成为党的联系组织，就必须主动地建立具有对自发性产生的民间组织具有整合性作用和力量的民间组织。在这里，必须有一个观念，即中国共产党既是政治组织，同时也是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她也有资格和能力通过其自身的社会力量，建立直接面向社会的民间组织。例如，党可以通过工青妇建立新的民间组织。党应该努力通过建立这类的民间组织来有效整合各种自发性产生的民间组织，从而使民间组织能够有效地成为党的联系组织。
第三，提供政策，引导民间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和自主性。但是，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民间组织对社会发展都是有利的，所以，党和政府必须有效调控民间组织的性质类型，从而使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够与社会发展保持内在的协调性与一致性。显然，这种调控的手段除了法律规制之外，就是政策引导。政策引导，可以在审批、监督和财政控制等方面展开。应该通过政策，有益社会发展的民间组织有发展的空间，有损社会发展的民间组织难以生存与成长。
第四，提供介体，吸纳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民间组织是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重要主体。政党应该正视这个现实，并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提供必要的介体，有效吸纳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在目前条件下，这些介体包括中国共产党本身、民主党派与社会团体、政协中的功能性组织等。
第五，提供制度，发挥民间组织的功能。作为表达社会、服务社会和治理社会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利党利国，也利社会和民众。民间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制度平台。在缺乏制度平台的条件下，民间组织功能的发挥就有可能出现萎缩或偏向。当然，提供制度，既可以创设民间组织能够参与其中的制度平台，也可以帮助民间组织建立实现其组织功能的制度和机制。
第六，提供人才，提高民间组织的组织质量。
政党除了可以主动地建立自己的民间组织之外，还可以通过党管人才的政治优势，主动地向各类重要的民间组织提供人才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能够保证民间组织建设和发展的质量，也能够密切政党组织与民间组织之间的组织联系。
第七，提供榜样，强化民间组织的公益性。通过建立必要的评价体系，利用社会的力量，评价各类民间组织，树立榜样，以强化民间组织的公益性。
第八，提供责任，建立民间组织的责任体系。在多元社会，不同社会主体必须从各自的社会角色出发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此，政党在引导民间组织发展的过程中，要给民间组织提供必要的责任要素，并促进其确立稳定的社会责任体系。这种责任体系的建立，将对民间组织的发展起到价值引导和行为约束的作用。
来源：河南青年网 2008-04-13
【优抚安置】
同创军地辉煌共享双拥成果――无锡市
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回眸
王印廷、卞余军
无锡，既是一片经济发达、科技创新的“高地”，又是一片凝聚着军民深厚情谊的双拥“热土”。
这里，广大军民同心同德、力可断金；这里，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并驾齐驱；这里，优抚对象得实惠，驻军官兵有优惠，军民共享改革开放丰硕成果。
从1994年至今，无锡市连续五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光荣称号，所属各市（县）区全部跨入省级双拥模范城行列。四年来，全市上下狠抓“六个度”，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努力营造浓厚氛围，扎实打牢工作基础，促进双拥工作水平和质量跨越式提升和发展。
提升认识高度 强化责任使命2004年1月15日，市人民大会堂内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气氛，军民代表欢聚一堂，无锡市庆祝全国双拥模范城“四连冠”暨再创动员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
会上，军地双方共同庆祝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四连冠”取得辉煌成绩，共同商讨谋划争创“五连冠”目标措施。大会号召全市军民要以夺取全国双拥模范城“四连冠”为新的起点，从零开始投入新一轮争创活动，为争创双拥模范城“五连冠”同心协力、团结奋斗。
2004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双拥会议精神，认真分析双拥形势，部署明确争创“五连冠”目标任务。各级党委、政府坚持把双拥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部门目标管理责任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纳入财政经费预算，在全市上下掀起新一轮双拥模范城的创建热潮。各级双拥组织机构、网络坚持全方位覆盖，多层次推进。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由原来的49个增加到60个，建立双拥领导机构327个，拥军服务小组1942个，军人服务中心729个，双拥服务站311个，双拥组织网络延伸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近年来，全市广大军民创建双拥的认识高度进一步提升,把做好双拥工作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明确争创“五连冠”既是军地共建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也是广大军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保持创建热度 激发内在动力奖牌拿到手，争创又开头。优势只是历史，成绩只代表过去，要想再取佳绩，必须脚踏实地，从零开始。
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热心为广大优抚对象服务，办实事、解难题；社会各界走进军营，积极开展以送科学、送文化、送知识、送技术、送医疗、送法律等为内容的“十进军营”活动，服务官兵，社会化拥军气氛热烈。
“部队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只要部队有需要，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办好！”这是无锡市市政公用事业局领导常挂在嘴上一句话。该局接收转复军人和随军家属从来不讲条件，百分之百完成安置任务。当年，市自来水总公司被评为江苏省“拥军优属先进单位”。
无锡市各新闻媒体以《战士的好妈妈，母亲的好榜样》为主题，在军地广泛开展采访宣传“兵妈妈”活动。大力宣传心系国防事业、三进人武部送双胞胎参军的宜兴市阳羡茶场的王杏仙；身残志坚、舍小家顾大家、全力支持子女安心服役的崇安区上马墩社区的周霞萍；被誉为“编外指导员”惠山区阳山镇的沈敏……
市出租车公司组建“爱心车队”积极开展拥军服务活动，为驻军官兵和广大优抚对象做好事、献爱心。“爱心车队”所有队员表示：“官兵和广大优抚对象只要一个电话，一条信息，肯定随叫随到，免费服务。”每逢节假日，一辆辆满载亲人子弟兵和优抚对象的出租汽车驶向秀丽景区，让子弟兵和优抚对象饱览湖光山色，感受城市发展。
创办少年军校开展学生军训，是无锡市对在校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成功实践。在军地双方共同努力下，驻锡部队近年来累计出动官兵近万人次，军训学生超过55万人次。先后为无锡市26所中小学建立学生少年军校，成为双拥共建工作的突出亮点。1995年，无锡市社桥中学与解放军101医院、南京军医学院结对共建创办少年女子军校，该校创办11年来，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2001年首次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少年军校检阅式，被团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命名为“少年女子军校示范校”被评为全国首批少年军校示范校，2003年被评为全国少年军校示范校“三化”标兵校，连续三届获得全国少年军校比赛团体总分第一名，受到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加大投入力度 营造浓厚氛围2004年上半年，市自来水总公司一次投入300万元，铺设水管4000米，解决了解放军73676部队和武警8722部队的吃水困难。市政府还投入2亿元，先后建成江苏省民兵高炮训练中心、市国防动员指挥中心和民兵预备役高炮库。市区两级先后投入3亿元资金，为2支部队新建办公大楼和训练场地。先后为部队提供经济适用住房230套，免费提供土地90亩建设军队高级知识分子住房，批准部队自建公寓房和经济适用房1200套，减免规费1.2亿元。投入3000万元为部队建设“拥军路”18条、“连心桥”12座。投入4000万元用于双拥教育宣传、科技拥军、走访慰问等大型项目，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多年来,地方坚持“六个纳入”:把解决部队住房问题纳入地方购建经济适用房总体规划，着力营造拴心留人的工作环境；把支持科技拥军纳入科技强市的战略目标，全力支持部队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把安置军嫂就业纳入全市再就业工作对象，千方百计解除官兵的后顾之忧；把保护军事设施纳入地方法规体系建设，依法合理保护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把解决军人子女入学入托问题纳入人才培养的统一范围，保证优先就近受到良好教育；把提高驻锡部队官兵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纳入为民谋利进行通盘考虑，军民共享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
与此相应,驻军坚持做好“六件大事”:集中人力物力支持地方搞好一、两项重点工程项目；发挥人才、技术优势，转化科技成果，扶持地方3－5个企业提高经济效益；选择一、两座山头，种植养护万亩“爱民林”；组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应急分队，随时承担地方赋予的急难险重任务；组织一批医疗骨干队伍，常年开设“家庭门诊”、“家庭病床”，为驻地群众送医送药；组织一个离退休老干部讲师团，搞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通过军地共同努力，全市双拥工作形成了八个方面的好环境：一是军民共同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国家有关双拥政策法规的政治环境；二是富裕不忘拥军，时刻关心国防，支持军队建设，全力协助部队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谋赢环境；三是关心军人切身利益，妥善解决和处理军人军属的涉法问题，维护官兵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法制环境；四是“大双拥”气氛热烈，街道、社区、“两新组织”和部队基层营连积极组织、共同参与双拥的社会环境；五是地方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驻军高科技部队、科研院所，主动发挥各自优势，大力开展交流互助的科技环境；六是尊重驻地风俗习惯，保护文化古迹、园林景点和生物生态的人文环境；七是“视人民为父母，把驻地当故乡”和“视官兵为亲人，把部队当靠山”意识浓厚，军地之间互敬互爱、乐善好施的尚德环境；八是广大军民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的和谐环境。
克服实事难度 共享发展成果突破重点难点问题，推进双拥工作上台阶。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树立以人为本观念，把为军地互办实事、互解难题作为双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千方百计想对策，敢于创新出思路，让更多的驻军官兵和优抚对象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文明成果。
2006年6月以来，市委、市政府和各级各部门全力支持空军部队妥善处理善后事宜，想尽一切办法为部队解难减负。本着特事特办、急事急办、难事快办的原则，先后为部队解决了一系列难题：为孙新安等3名烈士的家属落实工作岗位，为第一批40名随军随调家属下达就业安置计划，提供100亩土地支持部队建设经济适用住房，48名部队子女入学以及部队官兵收看有线电视问题。针对驻军干部职工住房的困难，地方政府率先在全省出台了《关于驻锡部队(市区)自建经济适用住房实行统一管理的实施意见》和《关于驻无锡市区部队干部、职工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实施办法》，有效缓解了部队干部职工住房难问题。另外，针对复退军人安置难、军嫂就业难和军人子女入学入托难等“新三难”问题，尽力给予解决，其先进经验被上级转发。
近年来，驻锡部队视驻地为故乡，以支援“绿色无锡”建设为己任，开展“团与镇挂钩、营连与村结对，军民相携手、共建新农村”主题活动，采取“精神励农、组织强农、科技兴农、扶贫帮农、医疗助农、文化助农”等方式，广泛参与农村“三清一绿”（即清洁水源、清洁村庄、清洁生产，植树造林、绿化家园）工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中做出了贡献。
加速创新进度 拓宽双拥载体近年来，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大双拥载体的创新力度。先后出台干部购房、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等一系列双拥政策，各级领导开始从节日集中走访慰问向常年调查询问、解决问题转变，从“政府行为”向全社会共同参与转变，从“单一帮求”向“相互学习、协调发展”转变。先后组织“坚守雪域高原，彰显无锡籍军人风采”、“百名将军看家乡”、“‘远东’故乡情、西域慰亲人”等系列宣传慰问活动。
总参干休所离休老干部汤聿文、南京军区空军干休所卜仲谟等，几十年如一日关心下一代。卜仲谟担任了驻地26所大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至今已为全市青少年学生作革命传统报告1200余场，荣获省、市颁发的荣誉30多项。在他们的影响下，驻锡部队干休所500名军队离退休老干部常年深入学校、走进课堂，为全市青少年学生宣讲革命传统。
全市各街道社区和驻军各营连广泛开展“好邻居”、“拥军好妈妈、爱民兵儿子”等创建评选活动，在春节、“八一”期间举办军地联谊、联欢活动，扩大了社区双拥工作内涵。各行业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双拥活动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探索行业拥军新路子。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积极开展“进一言、献一策、办一事、解一难、添一色”的“五个一”活动，争当双拥典型。针对近年来我市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越来越多的情况，充分调动“两新组织”拥军积极性，通过政策引导，使越来越多的“两新组织”加入拥军队伍。2007年“八一”前夕，宜兴市组织8家民营企业设立“企业拥军基金会”，成为江苏省首家企业拥军基金会。2007年年底，企业拥军奖励基金第一笔18万元资金全部到位，发放到部队优秀官兵手中。
增添双拥亮度 塑造城市精神驻锡部队始终把创建双拥模范城的过程，作为塑造城市精神、维护城市形象、形成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品位的过程，努力为“双拥名城”注入新内涵。
多年来，驻军广大官兵无论在参与驻地重点工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生态环境建设，还是在踊跃参加希望工程、扶贫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还是在招待抗击雪灾、打捞蓝藻等危难险重任务中，奋勇当先，挺身而出，充分展示了人民子弟兵的英雄本色和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赢得了全市人民群众的广泛爱戴和赞誉。驻锡总装63983部队常年坚持与北塘区党委中心组共学理论制度，研制开发遥测、遥调、遥控和遥信，以及定向爆破等数十项尖端技术，大力支持驻地经济社会发展，被评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2006年“八一”前夕，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同志与总参五十六所科研人员亲切交谈，并现场办公帮部队解决实际困难。
来源：无锡日报 2008/04/02
【救灾救助】
反思：灾后，谁来救助受灾农民？
彭进
■政府扶持力度小
■农民自救失效
■社会援助稀缺
3月15日，广州举办了两场反思冻灾的讲座，不少知名学者参加。南方农村报记者连续赶场，听取专家们的分析，受益匪浅。不过，专家们讨论的焦点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州火车站，很少有人提及眼下仍然在为冻灾损失而挣扎的农村灾民。
冻灾过后，最大的受害者是谁？
毫无疑问，是农产业，是受灾的农民。据广东农业部门统计，截至3月4日，广东农牧业损失超过30亿元，水产行业损失超过60亿元。血本无归的果农和渔民比比皆是。而据南方农村报记者了解，广东地区仅因沙糖桔滞销而导致果农自杀的事件至少已出现了5起。
那么，为何连反思冻灾的专家们也忽略掉了这场灾难的最大受害群体？
这又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灾后，谁来救助受灾农民？
贴息贷款迟未到 农业保险唤不来
3月14日，一封读者来信摆在笔者的桌面。信中如此写到：“南方农村报记者你好，我系广东省德庆县高良镇石头管理区(村委会——笔者注)的受灾果农，去年沙糖桔2万多斤全无收获，这几天看到贵报刊登的援灾捐款的报道，令我心烦。烦的是今日看到德庆发放五千万元贷款助农复产，为什么我镇的受灾果农没得到资助？希望通过贵报反响(映)协助果农吧。”
“特别是石头管理区（村委会）果农，写好证明去贷款，他们只好说调查先，现已10多天了都没有回音……眼下果树已快开花了，信用社工作人员也无动于衷。”
这封信让笔者大吃一惊。据媒体报道，早在20多天以前，德庆就已经宣布提供救灾贷款5000万元，果农可获得20%的贴息扶持。现在正是用肥的关键时期，如果现在取不了款买肥，许多农户恐怕今年又危险了。
据南方农村报记者了解，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高调宣布用贴息贷款的方式救助农民，如高要、佛冈、德庆、阳春等。救灾贴息贷款受到广大农户的热烈欢迎，但是，如果出现像这位德庆果农所说的情况，高调宣传，却低效实施，令人无法不“心烦”。
事实上，清远一位镇干部就坦率地告诉笔者，由于财政要支付贷款的贴息部分，一些财政紧张的地方不愿开展贴息贷款；而由于贴息贷款利息较低，地方农村金融部门对它也并不是十分热心。因此，尽管不少地方受灾严重，但当地并没有开展贴息贷款。
而早在2月19日，银监会就下达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做好灾后恢复重建金融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该通知要求：“要重点保障煤电油运特别是地方局域电网重建，以及农副产品生产流通和农户春耕备耕的合理资金需求”，并要求“原则上农户老客户小额贷款应在一天内办结，新客户小额贷款应在一周内办结，煤电油运、农副产品生产流通企业和农村小企业贷款应在一周内办结”。
从德庆果农的来信看，一天内甚至一周内办结的要求显然是太高了。
这场冻灾后，另一种长效的救灾复产模式——农业保险不断被人念及，但它带给人们的失望显然多过希望。
笔者从广东保监局获知，冻灾后，广东省保险业赔付钱款合计8985.87万元，其中农业保险赔付约410万元，仅占总赔付额的1/20（而且主要是政府支持的能繁母猪险），这对于广东农业近百亿元的冻灾损失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刚刚召开的“两会”期间，照旧有积极的代表年复一年地建言农业保险，如广东省副省长李容根便呼吁“在沿海地区开展农业保险试点”，据他透露，去年我省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达170多亿元。
冀望政府有拨款 被拒门外酿冲突
除了向金融部门借贷，灾农还寄希望于政府的直接拨款。
2月20日上午，高要市金利镇政府门前一片喧哗。前往镇政府询问灾后补偿的村民与镇政府工作人员产生了争吵。
当天，51岁的受灾农民何伟衔10点半就到了镇政府门口，同时到达的还有另外几个村的灾民，他们想询问一下政府有没有拔款，“因为听说中央有救灾款下来了”。
不过，由于保安阻拦，他们没能进入镇政府大院，也没有镇干部来理会他们。一帮人束手无策，便打电话通知其他灾民，于是人越来越多，最后达到18人。当然，人越多，他们越无法进入镇政府。
半小时后，一位副镇长恰好坐车从外面回来，被村民们截住咨询。副镇长很是恼火：“你问我要钱，我向谁要去？”双方的情绪迅速点燃……农民认为政府人员态度恶劣，身为国家干部，为何不认真答复群众，并且连门都不让进？政府干部则认为农民想法天真，既然是天灾，为何向政府要赔偿……
大约11点多，曾经担任高要市人大代表的灾民何炽如赶到，他是唯一和镇干部相识的灾民。他代表灾民进入政府办公室，交涉的结果很简单：没有传说中的拔款，也没有听说贴息贷款。众人于是带着失望纷纷散去。
3月4日，笔者到金利镇采访，发现无论是镇干部还是农民，仍然对这场奇特的小冲突印象深刻。
灾民何炽如说：“我们并不是闹事，只是想问一下相关政策，他们至于这么紧张吗？”
镇干部则认为：“他们显然是预先约好的，来了几十个人。”
灾民说：“镇政府不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吗？为什么要弄几个保安在门口挡着？”
镇干部表示：“灾民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不能超过5人，所以我们依法不能让他们全部进来。”
灾民何伟衔说：“我们不是多人上访，每个村都只有一两个人来，并没有超过5人的标准。”
镇干部称：“这纯粹是天灾，老百姓很奇怪，居然来找我们要赔偿。”
灾民谭健豪苦笑：“冻灾以后，从没有干部来安慰一声！我们当时一方面是想询问有没有中央的救灾补贴，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政府出面组织一点虾苗来。他们倒好，以为我们来抢政府的钱。”
据几位灾民透露，这次冻灾他们的损失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整个高要市水产的损失超过了3亿元。
灾民说的“中央救灾拔款”，源自新华社的报道：截至2月13日，中央财政共拨付各项救灾补助资金近27亿元，其中补助地方的救灾资金近25亿元，补助中央部门的救灾资金2亿元以上。上述资金主要用于灾区，特别是重灾区灾民转移安置的生活救助。财政部还向受灾地区紧急调度了63亿元资金，支持地方救灾工作的开展。
农村公共组织缺 农民生产自救难
灾后，笔者在重灾区清远、肇庆等地采访，听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难”。不但农民喊难，村委会也束手无策，甚至镇政府都头痛不已。
清新县飞来峡镇社岗村沙糖桔种植面积超过10000亩，是本次冻灾的重灾区，几乎九成桔子未能卖掉，当地不少村民连清理果园的工人都无钱请。
村民何生说：“眼看到手的钱都没了，要想自救，谈何容易？现在找亲戚朋友借钱，都要高利息。”
村干部陆生坦承：“我们村干部自己也损失惨重，村里又没钱，有什么办法？现在只能等上面的政策。”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杨鹏看来，农民缺乏资源，农村社会公共组织失效，是他们自救艰难的重要原因。
杨鹏研究发现，自秦朝以来，中国农村曾经存在两种有效的公共组织。一种是宗族，建国以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族祠堂制度曾经长期发挥了化解农村公共危机的作用。当天灾发生后，有经济实力的宗族领袖便会站出来，给予同宗一定的扶持和帮助。这种救助形式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随着建国后土地实行公有化，它的作用基本消失。
另一种有效的形式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公社制度。公社制度虽然有很多弊病，但在救灾和应急方面拥有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反应速度，因为“它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准军事组织”。现在，这两种公共组织都消失了，新的有效的公共组织却未成长起来。
“现在的村委会也是一种公共组织，但它掌握的资源完全来自政府，客观上能力有限，而且很多村委会甚至得不到农民的信任，你叫它们如何有效地开展救助工作？”杨鹏说。
在农民自救普遍乏力的背景下，阳江市闸坡海水鱼网箱养殖协会的互助同济堪称亮点，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公共组织化解灾害的样本，也为农村地区的灾害救助指明了方向。
据了解，此次冻灾后，整个阳江市九成受灾养殖户无法自救，闸坡网箱养殖协会的200多个养殖户同样损失惨重，其中20多个养殖大户，几乎每户都损失300-500万元。灾后，协会成员们联手抗灾，他们提出将政府有限的补贴资金发放到协会，同时大户也拿出部分资金由协会进行管理，共同扶持经济实力弱的小户恢复生产。另外，协会出面与饲料企业和种苗企业联动，由企业提供饲料和鱼苗进行合作养殖，养出的商品鱼由企业收购。他们对用这样的方式共渡难关抱有信心。
民间组织没下乡 社会援助很稀少
据笔者了解，目前参与农村救助的社会外界力量主要限于当地外出的华侨和乡绅，而全社会和企业的广泛援助尚未能大规模发动起来。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冻灾期间，广州火车站曾经有一群特殊的人活跃其间，他们不仅收集传递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帮助疏导人流，募集和分发食品、生活用品，安慰那些在风雨中拥挤的陌生人。他们叫做志愿者。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系罗观翠教授非常赞赏这些志愿者的工作，她认为，只有真正发挥非政府民间组织(NGO)的作用，才能应对和解决突发的 | 
